媒体上展开“道德高地”战

    说到参与过的这些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郑若麟说，实际上这些争论是一场场“道德高地”之争。对于法国媒体来说，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道德上压倒中国，这一点令人震惊！在他参加的电视辩论中，辩论对手都是层次非常高的人物，如现任部长或前部长、国会议员、参议员、著名政论家、汉学家、记者和作家等，而观众大多都是法国上层或知识界人士。

    郑先生说：“争论往往是从事实开始，但由于在这些事上是我们掌握着事实真相，因此对方很快就会转向对中国的道德批判。在4月5日与法国人权国务秘书拉玛·雅德和国民议会议员、2002年法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诺埃尔?马梅尔的辩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马梅尔几乎一上来就攻击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但同样，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要谈民主吗，我也可以谈。正好当时法国刚刚进行了地方选举。我当即指出法国地方领导人是没有任期限制的。结果地方“独裁”现象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可以做40年的地方长官，最终完全控制了地方的全部机构。而中国在地方领导人任期上已经做了改革，两任限制实际上已经在民主上领先于法国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他用事实告诉他们，中国已经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

    法国《解放报》的总编和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曾多次信口开河，说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但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或数字统计能够支持这种说法。在一次法国电视四台的辩论中，郑若麟告诉主持人，根据美国自己发表的报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实际上是美国。在另外一次电视五台的辩论中，当法国的一位名记者批判中国是一个“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时，郑若麟当即批驳他“对中国的看法依然停留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前”。正是由于西方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的片面报道，绝大多数法国人只知道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但对中国30年来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所知甚少。在那次辩论中，郑若麟着重介绍了中国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法，这对很多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震撼，在道德上给了带有偏见的法国人沉重的“反击”。20多年了，法国对退休体制的改革没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而中国在许多体制上的改革恰恰反衬了法国体制中的惰性。

　　中法两国人民不再沉默

    回顾中方人士参与电视论战的“战果”时，郑若麟说，我们首先成功地向法国人传递了事实真相。在与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西藏问题委员会”主席吕卡的一次辩论中，他向法国观众出示了一本由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巴尔特?布兰于1829年出版的地理书，里面白纸黑字地写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4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也明确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说在‘3? 14’事件前有的法国人对西藏的认识还模糊的话，现在他们从自己的总统那里听到了正确的答案”。其次，对中国的“道德批判”越来越遭到法国人的质疑和反感。郑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据他的了解，每次参加电视辩论后，参与节目的中方人士都会收到很多法国人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和来电。

    在郑若麟4月17日的博客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做完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 “晨间新闻”节目，回到家后，与法国记者的“唇枪舌剑”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一封署名雅克·贝拉格的网友来信。这封信让我感到温暖，信中说： “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的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把奥运会挟持为‘人质’感到非常惊愕！现在有法国人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北京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的思考。”

    来自天津的唐女士在法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现正在巴黎的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已经有3次在法国电视节目中看到郑若麟先生在“尽其所能”地和法国同行进行对话。她认为这位中国记者表现得“很冷静”，他告诉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法国观众怎么看待发生在中国以及中法之间的事情。她说：“看过郑先生节目的法国人，都能够接受他的表达方式，这也许是他经常上节目的一个原因。”

    唐女士还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感觉“藏独”分子在境外一直在“主动地”宣传自己，为自己造势，“一直在滚自己的雪球”。为把它滚得越来越大，他们有专门的人来做某些事，从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当天的情况来看，他们很有组织，也很有准备。她说，她本人虽然没有机会到法国电视台做节目，但她会在私下里和法国朋友交流，而且很多在法国的华人华侨都是这样做的。她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主动地去和外界交流，过去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比较沉默”，而观念的交流是需要时间的。